文|法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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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先秦服饰发展史，周代服饰制度相对来讲最具特色。从西周初期到春秋战国时期，周代服饰制度建立了发展、变化的过程。
等级礼制的衰微对周代服饰制度的前后变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仍、社会动荡，西周时期的诸种礼仪日渐废止。
故反映周代礼制的西周等级服饰制度，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则更多表现为服饰习俗。
那么，春秋战国时期其服饰色彩、随葬服饰品类的如何演变的？胡服如何在后来得到了推广，服饰的地区差异有哪些呢？
一、春秋战国服饰习俗的典型体现
（一）服饰色彩
服饰色彩是体现服饰等级制度的重要内容，西周服饰之色彩能够彰显不同的阶层、身份和地位。《礼记·玉藻》云：“衣正色，裳间色，非列采不入公门。”
郑玄注：“谓冕服，玄上纁下。列采，正服。”孔疏：“玄是天色，故为正。纁是底色，赤黄之杂，故为间色。
皇氏云：‘正谓青、赤、黄、白、黑五方正色也。不正，谓五方间色也，绿、红、碧、紫、駵黄是也。’”
由此可见，西周以正色为尊贵之色，以不正之色即间色为卑贱之色，而此类情况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则发生了变化。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礼制的日益崩坏，服饰色彩所体现的尊卑等级也遭到了破坏。比较典型的就是文献所载的齐桓公“好紫”。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当是时也，五素不得一紫。”
由于君主喜好紫色，百姓纷纷效仿之，一时间紫色成为最尊贵的颜色。而前述《礼记·玉藻》已经提及，紫色曾经是作为周代服饰色彩的“间色”而存在，即所谓“不正之色”，代表卑贱。
由此可见，齐国尚紫的习俗与西周原有服饰色彩规定背道而驰，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对周礼的挑战。
当然齐国尚紫的习俗，并不能代表春秋战国时期完全变革了西周原有服饰色彩的各种规定。
虽然春秋时期服饰色彩规制较西周有变，但君臣还是比较看重服饰色彩的象征。
这表明，西周服饰制度发展到了春秋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呈现松弛，但对西周服饰规制还是有某些沿袭。
（二）随葬服饰
《礼记·昏义》云：“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此可见周代丧葬之礼是周礼的重要内容之一。
除此，《仪礼》《礼记》等重要典籍中有不少关于西周丧葬之礼的记载，体现出鲜明的等级特征，其中作为随葬品的服饰成为彰显统治阶级身份等级的标志之一。
而此种状况进入到战国时期则发生了一些变化。
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王室衰微，大权旁落，战乱频繁，政局动荡，西周时的礼仪制度遭到破坏。这种情况在战国葬俗中的随葬服饰品类上得到了体现。
周代葬礼在战国时期称为葬俗，原因是周代葬礼在战国时期几乎接近崩溃。儒家主张厚葬，但究其根本是《礼记·中庸》所言“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也就是主张厚葬的出发点是力行孝道。但厚葬在战国时期则从行孝道变为显示生者的奢华。
《吕氏春秋·节丧》载：“世俗之行丧，载之以大车盾，羽旄旌旗、如云偻翣以督之，珠玉以佩之，黼黻文章以饰之，引绋者左右万人以行之，以军制立之然后可。”
“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鳞施，夫玩好货宝，钟鼎壶滥，轝马衣被戈剑，不可胜其数。”
所谓“含珠鳞施”，今天考古报告中叫“金缕玉衣”。战国时中山是小国，但是我们却在中山王墓中发现了这样昂贵的随葬品，比大国诸侯尚有过之。”
战国时期葬俗中的随葬服饰等级特征逐渐减弱，无法从随葬服饰的品类来判断墓主人的等级身份。
（三）胡服
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推行胡服，是服饰方面比较突出的变化。《战国策·赵策》云：“赵氏，中央之国也。”
从地域上讲，赵国地处中原地区，服饰形制应为宽衣博带，并充分反映贵族的服饰等级礼制。
关于胡服的引入，《战国策·赵策二》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其中赵武灵王对胡服的引入表示担忧，当然顾虑的不是胡服本身的作用，而是当时的臣子百姓对中原服饰习俗的固守。
守旧贵族认为引入胡服违背前代礼法，对此，赵武灵王提出服饰习俗应与社会实际需要相适应。
《史记·赵世家》中记载了赵武灵王所分析的当时赵国形势，即“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是亡社稷”。
这样看来，赵武灵王引入胡服意在强兵。
表面来看，守旧贵族只是反对赵武灵王推行胡服，而究其根本，其反映出当时的服饰习俗观念之差异。赵武灵王作为一国之君，要求臣民易服亦是阻力重重。
所以服饰是等级身份的标志，守旧贵族不甘与百姓同服胡服，只因这样无法显示自身的尊贵。“
春秋战国以来，儒家提倡宣传的古礼制抬头，宽衣博带成为统治阶级不劳而获过寄食生活的男女尊贵象征。
上层社会就和小袖短衣逐渐隔离疏远，加上短靴和带钩，一并被认为是游牧族特有式样了。”加之因受到中原优于少数民族的传统观念影响。
守旧贵族认为不能改变中原服饰，更不能接纳少数民族的服饰。
赵国是一向秉承周礼的国家，却能改变西周服饰礼仪，应该说是比较典型的礼化为俗的表现。
二、春秋战国服饰习俗的地区差异
春秋战国服饰习俗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与中原各有特点。
正如《礼记·王制》所言：“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衣服异宜。
脩其教，不易其俗。……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
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礼与俗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礼是一种在全国范围内相对统一的规范，俗则是因地而异的习惯。
战国时原先的统一性法式不断减少、质变，从而使地区差异相对加剧，所以它们不能再被称为礼了。”
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即使各诸侯国还在表面上保留着一些礼乐形式，但原有的等级特征基本丧失。
加之各诸侯国地理位置、气候环境、生活方式的不同，服饰习俗体现出很大的差异。仅以吴国、越国、楚国为例说明：
（一）吴越断发文身习俗
《淮南子·齐俗训》云：“中国冠笄，越人劗鬋。”“越王勾践，劗发文身，无皮弁搢笏之服，拘罢拒折之容，然而胜夫差于五湖，南面而霸天下。”
《汉书·严助传》:“越，方外之地，劗发文身之民也。”以上可见，越地与中原在服饰习俗上的典型差异即断发文身。另外，盛行断发文身习俗的还有吴国，兹列举文献证之。
《左传·哀公七年》:“大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岂礼也哉。”《左传·哀公十一年》:“吴发短。”《战国策·赵策二》:“黑齿雕题，鳀冠秫缝，大吴之国也。”
吴越断发文身之习俗除了上述提到的地理位置、气候环境等因素外，更重要的是体现出中原与蛮夷地区所受儒家文化之影响不同。
《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依照儒家有关孝的涵义，“断发文身”与“孝之始”相悖。
而孝在儒家思想广泛传播的中原地区影响至深，因此中原地区没有断发文身的习俗。
（二）楚国崇尚细腰和獬冠
《国语·晋语八》:“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茆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当时，周王室将楚国亦视为蛮夷。
但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地域文化，其在服饰方面呈现出比较典型的特点，兹列出几则文献说明之。
《战国策·楚策》:“莫敖子华对曰：昔者先君灵王好小腰，楚士约食，冯而后能立，式而后能起。”《晏子春秋·外篇》:“楚灵王好细腰，其朝多饿死人。”
《墨子间诂》卷四：“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要，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以上可见，楚王喜好细腰，崇尚细腰已成为风靡楚国的习俗，以至于臣民都不惜节食。
《周礼·天官·阍人》云：“阍人，掌守王宫之中门之禁……奇服怪民不入宫。”但《周礼》中的这一服饰礼制规定。
到了战国时期，尤其在楚国几乎少有此方面的禁忌，屈原大夫喜高冠奇服就是例证。
另有《淮南子·主术训》载：“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国效之。”因楚文王喜獬冠，于是全国效仿风行，这与当时中原诸国的习惯大不相同。
总的说来，春秋战国时期的服饰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诸侯国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恰如《墨子·公孟》所云：“昔者，齐桓公高冠博带，金剑木盾，以治其国，其国治。
昔者，晋文公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韦以带剑，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楚庄王鲜冠组缨，缝衣博袍，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越王勾践剪发文身，以治其国，其国治。”
三、春秋战国服饰习俗的特点
（一）服饰习俗的本土化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比较重视各自的服饰习俗。
关于服饰习俗的本土化这一特点，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诸侯国间互相尊重彼此服饰习俗的前提之下，几乎很难将一国服饰习俗在他国进行推广。
《说苑·奉使》:“越使诸发执一枝梅遗梁王，梁王之臣曰‘韩子’，顾谓左右曰：‘恶有以一枝梅，以遗列国之君者乎？请为二三日惭之。’
出谓诸发曰：‘大王有命，客冠则以礼见，不冠则否。’
诸发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兖之州，乃处海垂之际，屏外蕃以为居，而蛟龙又与我争焉。是以剪发文身，烂然成章以像龙子者，将避水神也。
今大国其命冠则见以礼，不冠则否。假令大国之使，时过弊邑，弊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剪发文身，然后见之。于大国如何？
意而安之，愿假冠以见，意如不安，愿无变国俗。’梁王闻之，披衣出，以见诸发。令逐韩子。”
这则文献提到，越国使臣诸发无法接受梁臣韩子提出的要求其从梁的冠俗，其首先解释了越国之所以“不冠”习俗的原因，然后反问梁国使臣如果来到越国，能否从越俗而“剪发文身”。
梁王知情后接见越国使臣诸发，并下令驱逐大臣韩子。此举足以见得梁王对越国服饰习俗之尊重，当然也可以体现越国使臣对于本国服饰习俗的崇尚与坚守。
另《韩非子·说林上》载：“鲁人身善织屦，妻善织缟，而欲徙于越，或谓之曰：‘子必穷矣。’鲁人曰：‘何也？’曰：‘屦为履之也，而越人跣行；缟为冠之也，而越人被发。以子之所长，游于不用之国，欲使无穷，其可得乎？”
这里讲的是鲁人比较擅长织缟、织屦，但如果迁徙到越国生活，注定贫穷，只因越人以“跣行、被发”著称，即越人不穿鞋不戴冠，这样鲁人编织的鞋和缟也就毫无价值可言。
相关的例子还有，《庄子·逍遥游》:“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这里是说，因越人有“断发”的习俗，所以宋国的章甫之冠在越国毫无用处。
《左传·哀公七年》:“大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岂礼也哉。有由然也。”
吴太伯时期曾经试图用中原服饰之礼治国，但吴人难以接受，使得“端委”之礼最终无法持续推行，究其原因即地区的差异，也就是说生活在东南地区的吴国不适用中原地区的服饰习俗。
所以春秋战国时期本国的服饰习俗无法在其他诸国推行，显示了春秋战国服饰习俗深厚的本土化特征。
（二）上以为政，下以为俗
为了更好地说明春秋战国服饰习俗的特点之一“上以为政，下以为俗”，兹分别列出并总结两类典型的例子加以分析说明。
第一类是从负面讨论的“上以为政，下以为俗”，也就是因此而出现的当时社会的不良风气；
第二类是从正面讨论的“上以为政，下以为俗”，也就是因此而出现的当时国君以身正范而达到的“其国治”。
第一类：《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当是时也，五素不得一紫。”
《淮南子·主术训》载：“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国效之。”这里不难看出，齐国和楚国之所以形成了具有典型特色的服饰习俗，其原因是基于作为一国之君的齐桓公和楚文王。
其权威与地位使得个人喜好风靡全国，举国效仿之并成为习俗广为流传。当然，这些习俗的形成也从某种层面说明趋炎附势、阿谀上好对世风时俗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第二类：春秋时期晋国的晋文公以节俭著称，穿麻制的粗布衣治理国家，使得当时晋国非常安定。
如《尹文子·大道上》所讲：“昔晋国苦奢，文公以俭矫之，乃衣不重帛，食不渝肉。无几时，人皆大布之衣。”此可见由于晋文公崇尚简朴。
即“衣不重帛”，使得国人皆效仿晋文公身着“大布之衣”，于是晋文公时期就形成了与其他诸侯国明显不同的服饰尚俭之服饰习俗。
四、结语
周代服饰制度在西周时期所反映的等级森严的礼制以及成套的服饰规制，进入到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无法持续下去。
如文中所谈及服饰色彩、随葬服饰品类的变化、胡服的应用、服饰的地区差异等等。
诸此种种的服饰习俗内容都反映出了服饰制度所折射出的礼制，进入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日益崩溃。
等级服饰出现逐渐松弛的态势，当然这种变迁与当时整个周代社会的特点密切关联。
从历史上来讲，西周社会是中国奴隶社会的鼎盛时代，分封制使得各级封君之尊卑等级严格有序，形成了天子、诸侯、卿、大夫之间的隶属关系。
其体现在服饰之中，则是典型的服以表位，也就是通过服饰即可辨别各个阶层的身份等级。而随着历史发展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也就走进了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
春秋时期是中国奴隶社会走向衰落的时期，原有的分封制、宗法制日趋崩溃。王权下移，公室卑微，礼崩乐坏，原有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为“自诸侯出”“自大夫出”，等级森严的礼制遭到严重破坏。
西周时期的诸种礼仪制度日渐废除，服饰制度亦呈现出不断衰微的态势，以至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服饰礼制日渐俗化。
正如业师康学伟所讲：“礼乐文明的解体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春秋时代虽已礼坏乐崩，但这种文化却并未从社会上完全消失。
到了战国时代，旧礼乐的形式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列国之中，不过，这时的礼乐制度已经完全失去了等级的原则。
再也无力担负起维系社会生活运转的任务。实际上已经沦为一种社会风俗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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